《文学之路》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发布者：网站管理员 发布时间：2013-10-22 16:44:29.0 阅读：5590次
10月13日至15日，由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德国梯森基金会共同主办、我校“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承办的《文学之路》大型国际研讨会在我校成功召开。会议取得了很大的学术和社会反响，不仅受到中外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也受到重庆各大媒体的关注。
《文学之路》是中国德语界唯一在德国出版的学术期刊，由德国蒂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资助，每年出版一期，同时每年举行一次《文学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轮流在德国和中国举行。此次在我校举行的大会主题为“历史进程中的德语文学与语言”，参会人数80位左右，其中，来自德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国外专家有16人，国内专家约60余人。
10月13日，研讨会在宏文楼二楼国际报告厅隆重开幕。首先，由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文学之路》主编之一冯亚琳教授介绍与会的来宾并致于最诚挚的欢迎。随后，李克勇校长、德国驻成都总领事安介儒博士、市教委胡斌巡视员、《文学之路》主编之一、德国哥廷根大学劳尔教授等纷纷致辞，祝愿此届文学之路探讨会顺利召开。随即举行的大会报告分为文学研究和语言学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耶拿大学的norbert frei教授和北京大学的李昌珂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大屠杀’叙述”和“歌德文本——过往与今日重读”的报告；之后的语言学阶段，德国语言学专家bernd spillner教授和上海同济大学的朱建华教授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讨论的“专业语”问题，前者认为，“专业语”教学是国外日尔曼学的机会，后者则介绍了中国的“专业语”的生发与现状。
研讨会期间，七十多场报告分为不同会场进行。在第一小组会场，来自德国和国内的多位日耳曼学的专家做了发言。其中来自德国的scheffel教授作了题为“通向自由之路——提奥多·冯塔纳和阿图尔·施尼茨勒笔下的现代派形象”的报告。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吴晓樵教授作了题为“关于提奥多·冯塔纳小说《mathilde möhring》中隐藏的神话维度”的报告。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的马焱博士作了题为“瓦尔特·本雅明的印记概念”的报告。 与这次会议主题密切相关的历史小说，来自图宾根大学的georg braungart教授作了题为“一个侯爵根据一部小说建了一座城堡：威廉·豪夫的《lichtenstein》作为德国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的报告。随后，来自南京大学的barbara von der lühe教授作了题为：“列昂·弗伊希特万格的历史小说概念——以小说《犹太人徐斯》和它的影响史为例”的报告。最后冯亚琳教授作了题为“德布林小说《华伦斯坦》中暴力及其机制”的报告。
在另外一个分会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外语文学研究所的叶隽教授，复旦大学的教授孔婧倩，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齐快鸽，来自莱比锡大学的教授斯坦芬教授等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从语言危机到虚幻与现实，从基础哲学的角度到历史框架下研究作品的角度到现代媒体与文学作品电影化，研究角度研究视角新颖独特。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刘晓博士作了关于文学化了的媒介和文学的媒介性的报告，阐述了文化、媒介以及文学之间错综更复杂的关系。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张帆博士的报告则为论克里斯塔·沃尔夫作品中的疾病隐喻和社会交际；北京理工大学的姜爱红教授的报告为施笃姆的《白马骑士》中叙述者的功能，从现在与过去，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与传说的方面去研究叙述者的功能，以此来阐释，叙述者为该中篇小说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海德堡大学的gertrud rösch 教授也带来了有趣的报告：历史的钥匙：借助选自一本手册中的例子来解读20世纪的密码文学。分析了文学中隐藏的历史以及作家借助历史而创作的关系。北京理工大学的张培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刘海婷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小丑之见》中的历史观以及克里斯托夫·梅克尔的小说中的记忆和身份认同问题。
第三小分会场的讨论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劲教授的主持下正式拉开帷幕。首先作报告的是来自浙江大学的范捷平教授，他从小说的音乐性这一独特新颖的角度诠释了语言的“摇滚乐”，并借皮特.韦伯的《无乐之年》这部小说进行了有力的论证；接着来自北京大学的马建教授向与会者系统地论述了黑塞评论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引起了在座教授学者们的热烈讨论。来自bamberg大学的prof. dr. friedhelm marx对托马斯曼在魏玛共和国的歌德形象作出了详尽的阐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壮鹰教授以极具幽默的语言为会议创造了轻松的学术氛围。同济大学的资深教授黄克琴老师以独特的视角——从孩童对历史的感知角度分析了ilse aichinge和herta müller的小说，陈良梅教授与侯素琴教授也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
在第二天（14号）的报告中，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聂军教授、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陈良梅教授和来自哥廷根大学的lauer教授作了会议主持。上午，来自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的苏静和刘洋作了会议报告。随后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梁锡江和杨劲博士分别作了题为“e.t.a.霍夫曼的小说《机器人》”和“凯勒中篇小说《被滥用的情书》的书写需求和言语禁忌”的报告。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彦会博士及来自西安外国语大学的聂军教授分别作了题为“赫尔曼·布洛赫作为他的时代的解读者”以及“历史进程中的美与真——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派的美学原则转变”的报告。韩国的李埈瑞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于洋教授、重庆大学的毛亚斌老师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陈虹嫣博士依次为在场的专家学者以及研究生们做了精彩的报告。他们的报告内容涉及德国著名作家以及现当代作家的作品研究、德语文学在专业杂志中的接受情况等等。现场讨论十分激烈，在场的同学们都获益匪浅。下午2时，于洋教授主持第二分会场的会议。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袁克秀老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的黄河清博士分别作了关于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作品。除此而外，陈壮鹰教授以一篇名为“中西方的传播者——理查德.威廉对赫尔曼.黑塞的影响”的报告，生动形象地讲述了理查德.威廉对中西方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对赫尔曼.黑塞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影响，该报告引起了在座教授学者的激烈讨论；紧接着，来自人民大学的张意教授阐述了一个生动有趣的主题，她以德国当代女性文学为支撑点，从不同于对爱这个定义的传统形象的角度出发，全新地解释了爱在当代女性文学中的形象。同是人民大学的张宴教授从ingeborg bachmann的小说出发，论述了其小说中反映出的历史形象。短暂休息后，讨论继续进行。来自barbara von der lühe教授为讨论发表了讲话。复旦大学刘炜和来自天津外国语大学的郑萌芽博士都分别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讲述。日本的木村植司教授以及悉尼大学的呂yixu教授等做了有关在文化与文学中中国印象以及中德文化文学比较的报告，来自南京大学的印芝虹教授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的丰卫平教授等也以独特的视角研究不同的文学作品，报告引起了会场内热烈的讨论，引起了大家更多的思考，会议气氛十分融洽。教授们在自己的领域兢兢业业，深挖理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为德语文化和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让与会人员和学生们受益匪浅。
10月14日下午，研讨会再次举行大会报告，两位分别来自德国和中国的青年学者——德国明斯特大学的blödorn教授和刚以优异成绩从柏林自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刘永强分别作了“历史作为经验视野——论德语现实主义中一个思维形象”和“1900前后感知和认识危机话语中霍夫曼斯塔尔建构一个新的语言的尝试”，展现了新一代青年学者扎实的功底和学术视野。
大会报告之后，德语系主任李大雪教授发表了讲话，随后举行了由德国梯森基金会捐赠给四川外国语大学的wolfgangfrühwald图书室揭牌仪式和大会闭幕式。 闭幕式上，梯森基金会主席雷格先生发表了演说，他详尽回顾了《文学之路》年刊创建者、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先生对中国日尔曼学研究和中的日尔曼学界交流做出的卓越贡献，随后，张玉书先生的女儿、中国人民大学德语系主任张意教授宣读了张玉书先生给大会的致词，听着张先生的谆谆教诲，与会学者均备受感动和激励。《文学之路》主编之一、德国图宾根大学braungart教授最后代表新的《文学之路》主编集体宣布，为展现张玉书先生的学术功绩，2014年的《文学之路》（第15卷）将作为“庆贺刊”献给张先生的80岁寿辰。
在优美的歌声中，此次文学之路研讨会落下帷幕。这是一条东西方之间的“新丝绸之路”，打通了文化、文学和语言的双向交流通道。理念与价值观得到了交换和传递，是一次重要的承上启下的转折。这不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了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还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今后在各方的努力下这条东西方间文化上的“丝绸之路”还将得到延续！
大会现场
《文学之路》主编之一、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冯亚琳教授主持大会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克勇教授致欢迎词
德国驻成都总领事安介儒博士致辞
市教委巡视员胡斌致辞
《文学之路》主编之一、德国哥廷根大学lauer教授致辞
耶拿大学的norbert frei教授做大会报告
北京大学李昌珂教授做大会报告
德国语言学专家bernd spillner教授做大会报告
上海同济大学的朱建华教授做大会报告
1
德语系主任李大雪教授讲话
wolfgang frühwald图书室揭牌仪式
梯森基金会主席regge先生发表演说
张玉书先生女儿、中国人民大学德语系主任张意教授宣读张玉书先生给大会的致词
《文学之路》主编之一、德国图宾根大学braungart教授讲话
文：四川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图：宣传部
附：大会讲话
文学之路2013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费里茨·梯森基金会主席
jürgen regge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谨代表费里茨·梯森基金会向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图书馆（wolfgang-frühwald-bibliothek）在文学之路研讨会期间揭牌表示诚挚的祝贺！十分荣幸能向诸位致辞。
谈到文学之路，就必须要提到张玉书教授。从研讨会的举办，还有相应的两本出版物：《文学之路》和《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从中我们能看到张教授多年来为之付出的精力，亦能看出这段持续了13年之久的、日趋紧密的中国和德国、奥地利、瑞士的日耳曼学者之间的关系。
张玉书教授凭借其广泛的研究活动成为了中国日耳曼学的使者。
还在早年学习的时期，他便对众多德国作家备感兴趣。张教授将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这位集政治思考与个性和自由激情为一身的诗人——的作品进行了重译。正如张教授曾写道的那样：给同虚伪和伪善的抗争提供“精神弹药”，将海涅那些表面上——包括汉语中也如此——似乎浅显的“挖苦，讽刺和文字游戏”带给中国大众。
除了四卷本《海涅选集》，张玉书教授还出版过斯蒂芬·茨威格的中篇小说和人物传记。茨威格的“具有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理念在张教授的译文中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外张教授还出版过六卷本弗里德里希·席勒文集。
张玉书教授不仅仅在研究方面，还在许多机构活动中都与德国有着直接联系。张玉书教授曾担任北京大学德语文学教授直至2004年，1982他当选为中国德语学会副会长。他还在其他多个机构担任职务，为中国和德语国家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合作作出贡献。
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便是“文学之路”。2000年尊敬的张玉书教授建立了这条东西方之间的“新丝绸之路”，打通了一条文化、文学和语言的双向交流通道。理念与价值观得到了交换和传递。这不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了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还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
自2005年每年在中国和德语区交替举行的研讨会为学者们面对面的接触提供了机会。正如我们在过去两天深刻体会到的那样，它尤其为中国来自语言学、文学学，还有文化学方向的青年日耳曼学学者们提供了一个进行思想交流和科学论证的国际论坛。很多在研讨会期间展示了自己科研成果的年轻学者们都曾在德语国家学习并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是在中国各个高校德语院系中持续促进中国日耳曼学发展的年轻学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几年里明显增长的日耳曼学专业数目证明了，这一活动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文学之路”的作用远不止其对德中科学关系的促进和发展。通过对德语和德语文学的传播它还激起了大众对德中文化交流的关注。
两本出版物对加深德中交流有很高价值：自2000年以来，张教授联合一个由中国和德国语言学和文学研究者组成的委员会在文学之路的框架内出版了《中德语言文学与文化年刊》。这本期刊囊括了大部分研讨会论文，这也促进了中德日耳曼学之间的对话。
作为这本完全用德语出版的年刊的补充，自2007年起在张教授的带领下也出版了另一本汉语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这本同样是一年一刊的出版物旨在在中国传播德国文学。它在德国文学史的视界下介绍德国文学。它的作用在于给中国一百多个德语专业的学生提供参考文献，比如，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毕业论文主题。对于那些从事翻译的教师和学生来说，它也可以帮助他们找到除了手头文本之外的最新德国经典文本。
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间借助基金会成立起来的图书馆也旨在帮助实现上述目标，比如成立于2004年由赵教授领导的人民大学德语系图书馆。去年上海同济大学德语系海因里希·菲弗（heinrich pfeiffer）（前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秘书长）图书馆在朱教授的领导下得到扩建。而今年，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刘教授也得到了她们德语系图书馆的建设资金。
尤其值得强调的便是此处位于重庆的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图书馆（wolfgang-frühwald-bibliothek）。在中国最重要的外语大学之一四川外国语大学2010年60周年校庆之际，弗里茨·蒂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在三月初为其欧洲文化研究所图书馆提供了一份补助金来购买社会科学专业文献。
这个图书馆以德国文学研究者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wofgang frühwald)的名字来命名。他曾在1992年至1997年担任德国研究协会主席，在1999年至2007年担任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主席，至今他依然是该基金会荣誉主席。1991年至1997年他加入弗里茨·梯森基金会成为科学顾问组的一员，参与补助金的发放。1997年至2005年他加入了弗里茨·梯森基金会董事会。截至此前不久他还是德国书业和平奖基金会管委会的成员。
正如众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已经整理好的日耳曼学书籍都被安置到新校图书馆的专门房间里，且被纳入到了图书馆的管理系统之中。这样所有的教授和学生就都能随时借阅这些图书。借此，图书馆就能在这个数字媒体和网络的时代里发挥其双重作用：在为语言教育提供基础文本和教科书的同时，随时为每一个人的工作提供权威著作和工具书，以帮助其获得绝对可靠的信息。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中国外语知识具有很高的价值。在中国，除了英语之外人们还学习很多其它国际语言。正如业已提到的，已经有将近100所中国高校设立了德语专业。而语言知识也是在其它人文和社会学科进行交流的前提。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已经得到扩建的图书馆能够成功地解除这在德国亦同样存在的图书短缺困境。而这困境，也通常威胁到甚至会阻断国际学术交流。除却日常工作之外我们还希望这个图书馆能够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来帮助获得并扩展这一份与德国文学相关的文化记忆。
研讨会期间丰富多彩的报告向我们展示了，当今的学者们怎样重拾并分析那些不同的传统路线。在研讨会主题“历史进程中的文学和语言”的框架下，研究者们从浪漫派、现实主义和当今世纪文学的社会转变中获取材料进行研究，取得了丰厚成果。
过去两天里，这里举行了70场左右的报告。这场中德对话中得到促进的不仅仅是知识，双方的友谊也得到了加深和强化。双方友谊的发展正是得益于面对面的交流，而这种交流也是文学之路研讨会的特点，这一特点将继续保留下去。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保留对这些日子的美好回忆。
在此意义上，我向所有报告人对他们为研讨会所做的努力和他们内容详实的报告以及他们之间热烈的交流致以诚挚的谢意！我要感谢的不仅仅是所有的中国研究者，还有那些远道而来的德国研究者。他们在这儿也受到了十分诚挚的欢迎。正如孔夫子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我还要为大会的准备工作向一些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中国学者中我首先要感谢的是冯亚琳教授，德国学者中我要感谢格奥尔格·布劳恩加特(georg braungart)教授和格哈德·劳尔(gerhard lauer)教授。
我坚信，中国日耳曼学在将来必然会通过“文学之路”及其学术活动获得长足进步。从这个意义出发，祝愿各位能够开展更多令人感兴趣和受启发的对话！
在重庆《文学之路》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3年10月14日
张玉书
尊敬的马新发先生，
亲爱的冯亚琳教授，
亲爱的于尔根·克里斯蒂安·雷格(jürgen christian regge)先生，
亲爱的朋友们、同事们，女士们，先生们，
请原谅我由于健康原因无法赴渝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并和大家见面。我十分感谢本次研讨会的组织者——冯亚琳教授的盛情邀约，给我一个问候大家的机会，我的发言将由张意教授代为宣读。
处于《文学之路》的第十三站上，我们不免要回忆起这条现代丝绸之路的初始阶段。回忆将我们带回到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海涅学术研讨会上，那时，来自中国的与会者用完美的德语表述和卓著的研究成果震惊四座，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不乏优秀的日耳曼学者。1976年之后，新一代中国日耳曼学者成长起来，但令人遗憾的是，自1864年正式引入德语以来，中国一直都还没有一本德语版的日耳曼学专业杂志。国内外的同行们纷纷向我建议，创建一本中国日耳曼学年刊。
这个想法使国内的同事们为之振奋，年刊的准备工作也进展迅速，初稿在1999年便已呼之欲出。唯一缺少的只一样：资金。在最后关头，是北京大学提供了这笔能解燃眉之急的经费。这样，才使得这本年刊在第二个千年之交的最后一年——2000年，在北京得以出版。它成了中国日耳曼学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第一本此类年刊。
带着这本《文学之路》的第1卷，我也踏上了在德国寻找支持的道路。我的朋友克努特·沃尔夫冈·诺尔（knut wolfgang nörr）教授——图宾根大学德国东亚科学论坛的主席，以及海因里希·普菲弗（heinrich pfeiffer）博士先生——洪堡基金会多年的秘书长，两人都提示我可以求助于弗里茨·梯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
不久之后，经海因里希·普菲弗（heinrich pfeiffer）先生的介绍，我结识了弗里茨·梯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主席——于尔根·克里斯蒂安·雷格(jürgen christian regge)先生。他似乎早就对中国日耳曼学和《文学之路》有了充分了解，我只需简短地介绍这个意义重大的项目以及中国日耳曼学不可估量的发展潜力，我的论据是：“在这个日耳曼学在其他国家都呈现出不断缩减、日趋凤毛麟角之势的时代里，中国的德语学习者人数和新兴的德语专业数量却在巨幅增长。”这也是中国的日耳曼学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并将继续壮大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明。在非常友好和坦诚的氛围中进行了一段对话之后，于尔根·克里斯蒂安·雷格(jürgen christian regge)先生当即以弗里茨·梯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的名义，向我承诺将提供慷慨的资助。由此，开启了以于尔根·克里斯蒂安·雷格(jürgen christian regge)先生为代表的弗里茨·梯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和中国日耳曼学者之间的合作。
2006年， 受弗里茨·梯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邀请，30名中国同行前往魏玛参加了《文学之路》学术研讨会，随后又借文化之旅的机会，参观了诺瓦利斯故居。受到展出的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的诺瓦利斯作品的启发，中国的同行们也表达了想为中国读者，尤其是为那些本身不懂德语，却对德国文学充满兴趣的读者做些什么的愿望。依照国内和国外日耳曼学者的分工，在中国传播德国文学的重担主要落到了中国日耳曼学者的肩上。如果不是中国的日耳曼学者来翻译德国文学，谁来翻译？
这一次，于尔根·克里斯蒂安·雷格(jürgen christian regge)先生再次证明了他是我们真正的热心帮忙的朋友。他十分投入并兴趣盎然地参与讨论，研究再出版一本翻译年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尊重我们的工作，理解我们的愿望。最后，在我们的倡导和弗里茨·梯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的帮助下，《文学之路》的姐妹篇《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得以问世，它是一本集翻译和文学批评为一身的年刊。它的第1卷和《文学之路》的第8卷一起在北京的国际书展，并随后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荣誉展出。
回顾过往的12年，我衷心感谢所有的作者，他们向我积极投稿，提出建议。在我们的初始阶段，他们中有些还是博士研究生或者讲师，在这期间，他们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升为教授，他们在《文学之路》上开始了他们学术生涯的起步，他们与《文学之路》一同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学之路》将被视作未来杰出日耳曼学者的摇篮。
我满怀感激之情怀念那些和我们一起为了《文学之路》，并肩走过蜿蜒曲折道路、并且留下了令人难忘足迹的人们，我感谢不同时期的主编们和和编辑人员，他们用心血和付出尽力帮助我，在两本年刊的出版工作中功不可没。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共同的朋友于尔根·克里斯蒂安·雷格(jürgen christian regge)先生——弗里茨·梯森基金会（fritz thyssen stiftung）的主席。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他与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为着中国日耳曼学的利益和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携手合作。不言而喻，经过长年合作，产生了在彼此信任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其结果便是我们的工作。
12卷的《文学之路》，6卷的《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会或论坛——这一卷卷年刊连同这些会议，见证了中国日耳曼学的发展，成为漫长的文学之路上的里程碑。
这两本年刊是我们所有人的孩子，有待我们共同关怀和抚育。 《文学之路》应该成为一个出色的、东、西方对话的论坛，并且要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深化。我将遵守我的承诺，一直和大家并肩作战，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工作中，都在新任主编集体的带领下，继续将这两本年刊推向繁荣。对于主编们，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并祝福他们获得巨大成功！
非常感谢！
“文学之路”2013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gerhard lauer
尊敬的安介儒总领事：
尊敬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李克勇教授：
尊敬的重庆市教委领导：
亲爱的同事们：
今天是“文学之路”会议第十五次召开，这次会议也是双向的。当文学之路第十四次会议召开时人们就可以肯定的说，“文学之路”已经成为了一条传统之“路”。它让人联想到丝绸之路。只不过，后者是一条商贸之路，商贩们必须得权衡其风险，也就是说，要考虑为了贸易往来进行一次充满危险的长途跋涉是否值得。而得与失要到最后才能明了。然而，文化科学交流中的得与失却难以判定。1707年，通晓世事的《学者杂志》宣告，沿着丝绸之路在遥远的开封发现了一个犹太社区， 当时的文化学家——即耶稣会会士——决定，是否让某个人来学好中文，然后把他派往通向遥远开封的充满危险的道路。法国耶稣会会士决定这样做。这一考虑的理由并不像商人们考虑是否踏上丝绸之路那么容易让人理解。当时是18世纪初，它无关生意利益，是一件需要更多的考虑、更难去权衡的事情。像当时欧洲的许多人一样，耶稣会会士们猜测，位于遥远开封的犹太社区不可能和东方以及欧洲有过关联，因此可能拥有最初的摩西法典,也就是说可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摩西五经。因为当时人们认为，为了销毁耶稣出现的任何提示，以混淆基督真言，犹太人在耶稣出现后已经故意改变了摩西五经。如今——那是在18世纪初——却出乎意料地出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能够再次读到最初的摩西法典，人们推测，会在摩西经书里找到基督的真言。开封之行将会再现基督真言，这是多么大的诱惑。对于中国与欧洲、开封与巴黎之间的文化联系引起的这次罕见的真言证明，花费、投入多少似乎都是值得的。但是人们事实上并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况且危险也是巨大的。最后耶稣会会士们决定，他们中的一个耶稣会会士来学习汉语，然后被派往通向开封的漫长的丝绸之路。经过各种艰难险阻，这位耶稣会会士抵达当时几乎是遥不可及的开封。他在犹太社区里也找到了摩西法典卷宗。因此，这位教士开始激动万分的逐字逐句的研读起摩西五经里的文章。他发现了开封摩西五经与他所知道的东方的、欧洲的五经存在区别。区别很简单：开封摩西法典经常混淆两个希伯来字母resch 和 lamed, 也就是 “r” 和 “l”两个字母 –“右和左, 多么容易弄混”（ lechts und rings, wie leicht kann man das verwechsern 的正确写法是rechts und links, wie leicht kann man das verwechseln）经过多年的努力，冒着巨大的危险，发现的却是：开封的摩西法典与巴黎的在内容上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犹太社区早就已经在语言上同化了。
这便是文化交流。它可能会失败，但是耶稣会会士们在他们的努力中学到无限的关于外国语言文化的东西，他们在中国朝廷里作为学者倍受重视也并非毫无缘由。与经济上的投入与收获相比，文化上的得与失并没那么容易衡量，也许就像18世纪的耶稣会会士们一样，人们会得到一种与期待完全不同的收获。在文化科学交流中，收获常常不会直接被看见。大学教育更是如此，它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即：人们获得的知识究竟有多大的具体的用处必定是不明确的。在这一点上，大学和许多，尤其是经济公司和机构截然不同。在大学里，知识就是价值自身。这一点并非显而易见，我们必须不断地去捍卫这个观点。
接下来在重庆的几天里我们将经历科学工作者们之间没有直接收获的、沉着冷静的交流。即使在今天这也并非理所当然，包括这次会议。因此我也想以冯亚琳教授和布劳恩噶尔特教授（georg braungart）以及以在座各位的名义感谢梯森基金会，尤其是于尔根·克里斯蒂安·雷格（jürgen chr. regge）先生，其慷慨资助使得这次文学之路研讨会得以召开，更要感谢它富有远见地创立文学之路和多年来对文学之路的支持。也要感谢代表重庆市的重庆市教委领导、四川外国语大学和李克勇校长，他们作为今年“文学之路”的东道主诚挚坦率。在此特别感谢冯亚琳教授，她为极具耐心与毅力地为本次会议作了周全的准备。这是多么繁重的工作，感谢亲爱的亚琳教授。最后我以冯亚琳教授和布劳恩噶尔特教授（georg braungart）的名义也感谢所有鲜有短途、大多经过长途奔波前来重庆的各位同事。祝愿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经过某些“字母的混淆”，最后更加睿智饱学地踏上文学之路回家。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