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晚7点，由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四川外国语大学跨文化传播学术研究团队、传播话语研究学术团队承办的歌乐传播云讲坛第八讲成功在线上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到了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单波教授主讲。我校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传播话语研究学术团队带头人刘国强教授主持讲座。
单波教授线上讲座在腾讯会议平台举办
单波教授在讲座中分享了他近期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考，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来源以及研究域的界定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讲解。
单波教授进行线上讲座
首先，他从Communication（传播）一词的起源引入，指明传播这个词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全球化向现代人发出了“传播”的邀请，从传播的角度可以写出一部资本主义交往理念的发展史。传播，既是动词，代表着共享、传输与互动；也是名词，代表着关系、知识和权力。在传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使我们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和“对空言说”的境地。
随后，单波教授提出，全球流动不断使人民体验普遍交往，经受文化差异与文化压力，进入文化适应，感受文化连接与分割的心理考验，为了摆脱上述困境，全球化发出了另一种邀请——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可分为三类，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偏向文化差异及文化适应，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偏向横向的文化比较层面和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偏向文化交往的纵向过程，这三种文化传播分别对应着面对文化互动，文化交叉和文化融合的“我”。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化时代下“我”的生存图景，也有人提出了“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之追问，形成了“主体间、群体间、语言间、文化间”的问题框架。
单波教授对这一问题框架下的四个问题进行了详细讲解。
一是主体间交往的不确定性。不同的语言共同给定了人与人交往的不确定性：界定“他者”这个词时，各个语言都会使用“陌生的、不同的、不确定的、可怀疑的”指称“他者”，把“他者”界定为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从而导致了主体性思维的难题。单波老师援引了笛卡尔、马丁布伯、弗洛伊德、哈利、斯塔克·沙利文、达尔文、亚当·斯密和古迪昆斯特等学者的研究以及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来说明处于跨文化冲突中的人需要寻求焦虑与非焦虑、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动态平衡点，这种由主体间性所调动的交往理性是跨文化传播关注的问题。
二是群内间接触的他者化。群居生活导致人们习惯于从群体中获得力量，进行自我认同，这种认同的力量使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等思潮交替出现，群体间的偏见导致人们失去与他者的交流。在这一部分，单波教授运用西美尔的陌生人理论，摩尔根和帕克预设的他者化逻辑、边缘人理论、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话语、赛姆纳的内外群体以及民族中心主义理论等说明了群体间接触存在的难题，提出了群体间接触是加大偏见还是减少偏见的追问。
三是语言间的差异化。语言是人类精神的创造活动，是人类精神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自我显示的结果，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由此呈现的人类语言结构差异把人束缚在语言之中。单波教授援引了维特根斯坦、沃尔夫等学者的讨论来说明语言与跨文化传播的关系。他提出，对人类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语言差异，而是语言霸权，尊重话语权力，是寻找语言间交流的最终出路。
四是文化间的权力支配关系。人们生活在其中的文化的确是有边界的，并且主要由族群、语言、性别、地域、年龄、阶级、宗教所界定的。人不由自主地认同某种文化边界以寻求对于“我是谁”的确定性表达，但自由本性使人倍感文化认同所带来的定型化、标签化的压抑，试图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自由交流。文化间的竞争性和互惠性紧密相连，隐含在文化间的网络关系之中，表现在文化与传播的同构关系之中。
最后，刘国强教授对本次线上讲座进行了总结。他首先代表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单波教授的倾情讲授表示了感谢。他认为跨文化作为人类的基本境遇，有着世界视域下的共性。单波教授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问题，从个体的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交往的人格，到避免自我的异化等等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跨文化传播的多种理论路径，对跨文化理解是相互理解的认识论的问题，也是群体交往和交谈的伦理学问题，这对交际的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波教授的讲座深入浅出、内容丰富，使我们对跨文化传播和语言与传播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和体会。
图/文：新闻传播学院
